共产党人这样读书

文/方有林

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笔者梳理共产党人读书的案例，一方面，重读中共党史，深化“四史”的专题学习；另一方面，彰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希望对全民阅读推广提供镜鉴。

徐特立：“我的读书方法总是以‘定量’‘有恒’为主”

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（1877—1968），少时刻苦自学，博览群书，手不释卷，以“定量”“有恒”为原则，坚持“不动笔墨不看书”的方法，以达学以致用的目的。

他学《说文解字》时，把540个部首分作一年来读，每天只读两个字。他教学生学这些部首时，只要求他们每天记一字，两年学完。1919年，时年42岁的他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做一个“拄拐棍的留学生”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做工，以惊人的毅力较快地攻克了语言关。

董必武：二十几天内把《纲鉴易知录》全部读完了

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（1886—1975），幼年家贫多为借书读，因为深知“好借好还再借不难”而总是如期还书。

董必武小时候家里穷，除了他父亲和叔叔这两位私塾先生用的书外，就没有其他的书了。要看书，只好借人家的。借给他书的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也是他的同窗，每次只借一本书，每本还限定只借一晚。董氏白天要上学，只有晚上才可以读这些书。因为家里穷，看书也点不起灯，如果要夜读，就只能和纺线的母亲共用一盏煤油灯，因为“母亲的纺织是为家计生存”而劳作。就是这样借书来读，到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他已读过《三国演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水浒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尔雅》《左传》等许多书籍。

有一次，他想办法借到一部《纲鉴易知录》，书主限定一月归还。他在二十几天内把近200万字文言文的《纲鉴易知录》全部读完了，还做了简要的读史札记。

瞿秋白：严格按照制订的计划读书和自修

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瞿秋白（1899—1935）牺牲时年仅36岁，从1920年底以记者身份赴苏采访算起，他为革命工作的时间，也不过是15年。可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，他却留下了大量的著述。这些除了个人天资聪颖、修养深厚外，不得不说得益于他幼年形成的“克期读”习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
在小学堂读书时，瞿秋白就非常用功，每次考试成绩总是优等。由于成绩出众，11岁那年，小学还未毕业就考进了常州府中学堂（今常州高级中学）。除努力学好学校规定的功课外，他平时常常将文史哲的书籍带在身边、随时阅读，并在书眉上写满自己的思考。他十分关心国事，经常阅读报刊、新书，还常在学堂附近的“红梅阁”与同学张太雷等畅谈古今、议论时政。

在中学读书只剩半年就毕业时，瞿秋白却因为贫困不得不辍学、谋生。他深知愚昧者面前只是一片漆黑，只有知识才能带来社会文明和人生光明的前途。他不甘心于知识的贫乏，于是毅然去寻求通向知识王国之路。先后辗转武昌学习英文，后于1917年夏到北京进入公费学校——俄文专修馆。他的学习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，除了按时学习俄国语言和文学外，还订了自修计划，学习英文、法文、文学、哲学等。为了完成每天的读书计划，他一天学习11小时以上，常常深夜不眠。他治学态度严谨，喜欢深入钻研问题。他所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盐铁论》等书，都用朱笔小楷注满眉批，详加考证和评述，从不愿浅尝辄止。即使衣不蔽体、苦熬严冬，他的读书和自修计划也没有中断，这样他很快学会了俄文，并粗通法文、英文，了解了各种社会思想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。 

即使旅苏的两年里，因病重多次住院治疗的瞿秋白，照常很乐观地努力学习、按时工作。总是计划着要看什么，写什么著作，真是“一秒钟也不能停息”。当时他说：“我一天不读，一天不‘想’，就心里不舒泰。”

李一氓：《资本论》每天看十多页，排日程看书

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（1903—1990）终身酷爱读书，博学多才，发表论文、著述共140多篇，出版《一氓题跋》等专著十多本。近80岁高龄时，他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，为我国古籍的抢救保存、分类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一生或戎马倥偬，或公务繁忙，却依然书香相伴左右。1941年夏，李氏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，辗转到江苏盐城，无事可干，他就专心读书。先是看《三国演义》，后来他见同事有一部由郭大力、王亚南翻译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便借来读。他自己排了个日程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有八百多页，每天看十多页，争取两个月看完。

他阅读的收获并未止于纸上，随后又指导着工作实践：组织上分配他去淮海区党委任副书记后，他就遇到如何开展减租减息斗争，使地主、佃农双方利益兼顾的问题。他原本不懂经济，但这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帮了他大忙。经过调查，李一氓弄清了地主与佃户的剥削程度，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陈云：规定自己“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”书

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（1905—1995）曾规定自己每个星期至少读三四十页书，并且每字每句都必须读懂。正是日积月累的勤奋研读，使陈云能够敏锐地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纵观历史、认识世界。这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、知识基础和开阔的视野。

他曾说：“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，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，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。……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，每字每句都要读懂，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。”

陈云还将自己的读书方法推己及人，并且通过读书小组加以创新。延安时期，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，成立读书小组，组织干部学习哲学有一个很好的风气：“那时规定每周要看几十页书，每星期六用半天时间进行讨论。”小组除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外，还选了《资本论》《列宁选集》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等。为了扩大知识面，读懂弄通会用哲学，同志们还阅读了一些参考书，如我国早期革命家李达写的《新社会学大纲》，日本哲学家河上肇的著作等。此外，陈云还经常带领大家学习其他方面的政治书籍、中央有关文件和指示、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知识、社会科学知识等。

1926年8月，陈云（第一排左三）同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

华罗庚：十天自学啃完了一本微积分教科书

华罗庚（1910—1985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，他一生共上过九年学，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，完全依靠刻苦自学才踏上成功之路。

初二时，他的数学天赋被独具慧眼的王维克发现，渐渐地把全部精力投入研究数学，王维克老师也尽心尽责地培养和教育着华罗庚。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，他从王老师那里借来一些书，课余时间向更深奥的数学领域进军。有一次，王维克借给他一本美国人写的微积分教科书，不料，华罗庚借了十天就送还了。老师开始怀疑他是否认真地阅读了，就提几个问题考考他。没想到，华罗庚竟对答如流，甚至把书中的误印之处也指出来了。

1925年夏季，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，但家境贫寒的残酷现实打破了他的梦。华罗庚开始了艰辛的自学生涯，凭着百折不挠的求学精神，战胜了少书、缺师、贫穷等一系列问题，摸索着前进，形成了自学的一套方法。华罗庚用了五年多时间自学完了高中和大学初年级的数学课程，为他研究数学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1932年秋，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当一个小小的管理员。华罗庚如鱼得水，每天废寝忘食遨游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里，甚至还学会了熄灯后在黑暗中也能读书的本领。每天晚上睡眠前，他拿出要读的书，记清了题目，熄灯铃后，就躺在床上心算这个题目，演算完了记住答案。第二天对照书本，验算正误与否。凭着这一本领，他人往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、弄懂的数学书，他只用一两夜时间，就读完弄懂了。半年后，华罗庚被破格聘为助教，登上清华讲坛，讲授微积分。这期间，他除了上课外，每天至少读八个小时以上的书。用一年半的时间，他就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，还自学了英文、法文和德文，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田家英：自创“读白蹲”读书法博览群书

曾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十八年的田家英（1922—1966），幼年时期因无钱买书而自谑为“读白蹲”。田家英从小爱读书。虽然三岁失怙、十三岁失恃而被迫辍学，但是他不屈从命运的安排，上进心反而更强烈了。他在自己的蚊帐上，挂了一副对联“走遍天下路，读尽世上书”，立志刻苦自学。白天，他把药铺当书房，柜台作书案，利用生意闲暇读书；晚上，则躲在房中专心读书。

成本的书价钱贵，买不起，他就买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几文钱一份的《活页文选》。一有空闲，便去逛书摊，他是住家附近成都西玉龙街和祠堂街两家书店的常客。他逛书摊，并不买书，而是读书。他看到自己喜爱的书，就蹲在书摊边看起来，时间久了，被老板发现，将他撵走，他离开转一圈又回来，拿起书接着看，老板撵过几次，他转了几圈，就这样把一本书读完了。这是田家英在困境中被逼出来的读书法，自己取名叫“读白蹲”。

杨业功：每天读书2小时，双休日读书4小时

人民解放军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杨业功（1945—2004），他一生枕典席文，把读书学习视为

一种工作责任，当作一种精神追求，自觉把读书作为第一需要，长期坚持每天至少读书2个小时，双休日至少读书4个小时。

纪念馆里，陈列着杨业功生前的一笔“时间账”：每天挤出4小时用来学习，节假日抽出一半时间来读书，一年用于学习的时间2000小时左右，共计83天。

2002年，57岁的杨业功报考了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，不管工作多忙多累，学习任务一项不落，就算后两年重病在身，他仍以惊人的毅力修完全部课程，躺在病床上完成了《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》这篇用生命书写的毕业论文。

作者系上海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教授、文法学院院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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