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世界公认必看的十大好莱坞电影”、“国产必看高分电影”、“必听的50首经典英文歌曲”、“人一生中必读的100本好书”......有没有对这些标题感到很熟悉？当对想涉猎的内容不甚熟悉时，一份恰当的“must list”可以让你快速获得“窥一斑而知全豹，处一隅而观全局”的效果。
不过，就拿读书来说，挑选很重要，但开一份“必读书单”谈何容易。著名作家止庵认为，在一切关于书的文字中，书目大概是最难写的，必须要有真本事：第一是足够的阅读量，第二是高明的选择能力。不妨看看止庵是如何从鲁迅开的书目中谈“必读书“的。

从“必读书”谈起

文 | 止庵

本文选摘自《沽酌集》

01为什么说青年必须读书

前些时偶然读到一九二五年《京报副刊》上几则“青年必读书”，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件事情迄今仍被提及，多半因为鲁迅有名的回答：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。”多年后，周作人在私人通信中说：“‘必读书’的鲁迅答案，实乃他的‘高调’——不必读书之一，说得不好听一点，他好立异鸣高，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，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，却是十分简要的。”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致鲍耀明）

鲁迅的举动，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现在所谓“消解”，针对的是“青年必读书”中的前提设定，即那个“必”字；以及因诉诸公共媒介而对价值取向的一种规范。但是一般论家往往只看到他拒绝回答，却忽略了他能够回答。鲁迅所开书目即《开给许世瑛的书单》，载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。我们看了，不能不佩服其别具只眼而又精当，的确是为学习中国文学指点了一条路径。虽然我想终鲁迅一生，他都是反对设定前提和规范价值取向的。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。

一九二五年《京报副刊》

从另一方面看，鲁迅真有这个本事；而这往往是后人（包括学者在内）所欠缺的。我们学得了他拒绝回答，却未必学得了他能够回答。一旦试图做后面这件事情，欠缺也就暴露出来。曾在报上看见一份“为初学者开列的中外文学书目”，开列的人读书实在太少，简直成了笑话。还有报纸辟过“我心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”专栏，读者的回答却多是“我眼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”，除了所说的好像没有读过多少别的。两件事情是同一道理。

在一切关于书的文字中，书目大概是最难写的，必须要有真本事：第一是足够的阅读量，第二是高明的选择能力。二者缺一，这件事情就干不得，而前者是为后者的基础。书目内容越少，就越不容易，因为并不意味着阅读量可以减少，只是要求选择能力更强罢了。前述“文学书目”打算包罗古今中外，不啻自不量力，我们哪里还有这样的通才；能就其中某一部分开列个像样的单子就不错了，但是尚未见到。类似康诺利《现代主义运动》和伯吉斯《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》那样的书，不知道是否有学者能写得出来。

英国作家、文学评论家 西里尔·康诺利（Cyril Connolly）

02书目实际上是文学史的雏形

书目实际上是文学史的雏形，至少其中体现了撰写者完整的文学史观。一本文学史实际上就包含着一份书目。那么前述撰写书目必备的本事，也该为文学史的撰写者所具有。讲到文学史，似乎只与作者有关，而与读者相远，其实不然。我们平常读书，之前加以遴选，之后有所评价，有所比较， 这里已经孕育了文学史的观念。夸张一点说，一切文学评论都是文学史，当然反过来一切文学史也都是文学评论。

曾经有过很有分量的文学史著述，譬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和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。胡适的《白话文学史》虽然稍嫌偏颇浅露，毕竟自成一家之言，他确有一个“主义”支撑局面。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（初版本），就整体而言大概是这方面最后的个人之作了，当然他也受到鲁迅、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很大影响。现在重读这本书，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看法，但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宽容态度。他说：“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写文学史的人，必得要分析各派的立场，理解各派的特色，才可得到比较公平的结论。”所以对并不合他本意的李贺、杜牧和李商隐等人之作，也能看出特别的好处。

一部文学史，除视野必须开阔，资料必须充分外，最不容易也是最重要的是，它应该既是个人的，又是客观的。这个意思，约翰·玛西在《文学的故事》中也说过：“什么是重要的？这是每个人——如果有能力的话—必须自己来回答的问题；而另一方面，这个问题又被一致的公论所决定。然而，公论的决定也不是绝对的。”公论与其说是公众的论，不如说是公正的论；个人见解达到客观，庶几近乎公论。此后的几部文学史（包括刘氏对自己著作的修改），在丧失个人见解的同时也丧失了公论。客观不是非个人立场，而是不以个人为唯一立场。时隔多年，终于又有融公论于个人见解的作品面世，陈平原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即为其中之一，可惜此书离最后完成差得还远。

《文学的故事》

作者：[美] 约翰·玛西

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0年6月

03真正的文学史总是能容忍风格的

陈氏的著作未及完成，这里不便多加议论；但是有一点大概没有问题，就是这本书越往后写，将会越困难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成功的文学史都是距离之作。这样公论才有可能被确定是公论，而个人见解也才有可能被确定是不违背公论。所以我对当代文学史的撰写一向有点儿怀疑，因为实在很难分得清是非轻重。历史原本是人所留下的不能磨灭的痕迹，现在可能只不过是地上一些影子而已；待到这个人离去，影子也就没了。

初、盛唐人若是写文学史，恐怕会取上官仪舍初唐四杰，对沈、宋的评价也在陈子昂之上， 而杜甫也不会像以后那样备受推崇。“什么是重要的？”真要回答恐怕还得等一等。前些时《郭小川全集》出版，论家对他的诗作积极评价，所根据的却主要是个人当年的阅读记忆。这虽然不是在写文学史，但是不妨直截了当地说文学史不是这种写法。

文学史基本上是排斥当事人的，因为对某人某时重要，并不意味着对历史重要，何况这个历史还是文学史。文学史最终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，前述个人见解也好，公论也好，都离不开这一前提。这里涉及一个“时代代表”的说法。如果尚未搞清时代的本质，怎么推举谁是代表；就算真能代表，这也是个社会史而不是文学史的概念。很多话我们可以拿到别的场合去说，而文学史允许空白，假如当时文学确实没有成就的话。

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 郭小川

《郭小川全集》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

宽容是在承认自我的前提下对自我有所限制。公正始于宽容， 不宽容则容易流于党同伐异。《书屋》今年第三期刊载的《五十年：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》，可以被认为是撰写文学史的最新尝试，但是也不过是尝试而已。例如谈到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时说：“在这里，杨绛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后裔那遗留在血统中的一点精神。但是，全篇的行文是简淡的。大约这就是所谓‘寄沉痛于悠闲’ 罢。而这种为中国文人所乐用的叙述风格，恰恰是消解沉痛的。”

真正的文学史总是能够容忍风格的，一个文学史家与一个读者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；虽然文学史家首先应该是个好的读者。而此文提示我们，即使这一点也很难做到。作者眼光停留在文字表面而不肯深入体会，仿佛不知道“相辅相成”之外还有“相反相成”。容忍风格才能理解风格。更重要的是，个人见解很有可能像非个人见解一样排斥公论。不宽容的个人见解，对于文学史来说不仅算不上优点，而且充满危险意味。统一于某一个人见解，与统一于非个人见解，其间没有任何区别。

二〇〇〇年四月十八日

文丨止庵

编辑丨廖茹画

实习生丨廖晨希